大类资产框架是一种宏观策略逻辑框架,主要关注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资产,如债券、权益(通过ETF而非个股)、主要大宗商品(如原油和铜)以及主要汇率。这些资产的波动受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显著。
与大类资产相对的是小众或中性资产,如生猪、咖啡、玉米、苹果等农产品,以及流动性不足、交易机制受限的区域性股市(如新西兰股市)或小盘股。这些资产的价值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微观要素,如交割、仓库、品质、参与者和交易制度等,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度较低。因此,分析大类资产和小众资产需要采用不同的侧重点和方法。
宏观经济学家和交易者在分析市场时存在根本性的视角差异。宏观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探讨事件产生的原因、可能的结果和方法,他们的讨论往往没有绝对的对错,而是注重理解经济现象的深层逻辑。
然而,对于交易者而言,他们不需过多纠结于原因或理论辩论,更关注如何将宏观信息转化为具体的交易传导路径和操作。交易者需要知道“怎么做”,而非仅仅“为什么会这样”。例如,宏观事件可能影响远端价格,但近端价格更多受情绪和短期供需影响。交易者更注重理解这种传导机制,从而做出投资决策,避免仅仅根据宏观结论直接进行交易,因为中间的传导细节往往比结论本身更重要。
经济运行的核心可归结为“三大问题”:分工与分配、债务与杠杆、以及收入与贫富。
经济周期中的繁荣与衰退,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这些问题所积累的矛盾,特别是通过萧条期进行再平衡,以解决财富分配失衡的问题。讲者认为,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,世界仍处于危险的债务延续中,其最终影响已触及收入和贫富矛盾。
金融化程度与社会财富分配之间存在密切关系。讲者提出了一个模型,将收入增长和效率提升分为三个阶段:
因此,金融化程度越高,社会出现短期暴富的机会越多,但同时劳动价值、债务价值和杠杆价值之间的差异也越大,导致财富分配不均。这种模式适用于各国经济,意味着当债务和杠杆累积过快,脱离实体经济增长时,泡沫便随之出现。
全球经济一体化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分配关系。这种分工带来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,但也伴随着利弊。当总蛋糕无法持续增长时,国家间的分配矛盾就会凸显,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滋生和国家主义兴起。
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,通过出口获得大量外汇储备,带动国内投资和储蓄增长,形成双顺差,表现为高利率和高通胀。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,通过过度消费拉动全球经济,但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因产业外迁而拉大,底层人民生活压力增加,导致民粹主义抬头。
这种分工模式下,资本和债务流动是关键,低利率国家的资金流向高利率的新兴市场,推高当地资产价格和本币,形成套利循环。然而,一旦这种外部需求或资本流入减弱,生产国将面临资产价格高位、负债累高的压力,反过来导致本币贬值、资产下跌。
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大幅减弱,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突出。当前全球各国的债券收益率普遍趋近于零,这表明我们正处于债务周期的末端和货币政策的极限。单纯的货币宽松(“放水”)无法解决一切问题,因为它主要稀释债务,而非根本解决结构性矛盾。
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,结构性问题(特别是收入和贫富差距、人口与债务的可持续性)将深化。货币宽松反而可能导致富者愈富、穷者愈穷,因为掌握资产、债务和杠杆的人是最大受益者,而底层民众的负债并未减少,总收入也未增长。因此,解决结构性矛盾远比单一的货币政策重要。当债务问题无法出清时,货币政策对信用扩张的推动作用也将受阻。
原油因其寡头垄断的供应结构和对全球经济的广泛影响,被视为大类资产中的一个特殊且关键的变量。其价格波动对通胀、通缩、货币政策、资本流动和投资回报率都有直接影响。
具体来说:
因此,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,无论是暴涨还是暴跌,都预示着宏观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问题,并伴随着其他大类资产波动率的提升。掌握原油供需与金融资本介入的逻辑,对于理解其价格形成机制和预测宏观风险至关重要。
投资者在制定策略时,需要考虑市场所处的阶段(成熟期或发展期)以及自身的资金属性、交易时间维度和风险偏好。
最终,投资不应基于预测,而是基于逻辑和事件驱动。当关键变量发生变化时,及时调整策略和风险控制,而不是盲目追求价格高低点。真正的成功投资者,会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特点,不断调整其交易和配置策略。